一个美国家庭与刚刚抵达当地的中国“互惠生”

纽约时报报道，近期，澳大利亚的政坛风云让“互惠生”一词成为舆论焦点。在时报周末发布的专栏文章《特朗普之风在南半球蔓延》中，作者谈到了最近发生的“堪培拉巨变”——澳洲内政部长彼得·达顿(Peter Dutton)上月在一周内两次上演逼宫戏码，结果还是和总理的位置失之交臂。彼得·达顿有“低配版的特朗普”之称、以在移民和边境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而闻名，媒体最近给他起了一个新绰号：“互惠生部长”(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u Pairs)。

争议源于2015年，当时达顿利用移民部长特权，以公共利益为由向两名来澳做互惠生的女性发放了旅游签证。其中一名女子曾被澳大利亚边防局怀疑具有明显的工作倾向。达顿坚称自己和家人并不认识这两名女子，且自己家中也并不雇佣保姆。上周三，澳洲媒体曝出达顿曾亲自帮助第三名互惠生取得签证。

一系列“互惠生事件”在澳大利亚引起了许多民众的质疑，尤其当强硬的离岸拘留政策正迫使许多家庭以及儿童——逃离中东等地区暴力冲突的庇护寻求者——被羁留在瑙鲁(Nauru)难民营中。公众和媒体纷纷发问：为什么在严苛的移民程序中，互惠生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拿到签证？作为移民部长的达顿是否在以权谋私、实行双重标准？

除了在澳洲政坛以外，本应“互惠互利”、皆大欢喜的互惠生项目也因其中存在的一些悖论在世界各地饱受质疑。年轻互惠生们常受到剥削，有时，寄宿家庭也会对他们提供的服务感到不满。

国际劳务招聘工作组(International Labor Recruitment Working Group)主席最近在《巴尔的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撰文表示，“把互惠生项目称为文化交流并非无害的浪漫化。”(Calling the au pair program a cultural exchange is not a harmless romanticization.)

她在文章中指出，每年有超过两万名互惠生来到美国。一些中介机构向学生们做出“文化交流”的承诺，并收取高达3000美元的费用。然而，互惠生们生活的主题并不是文化交流，而是工作，而他们拿到的工资有时还不到最低工资的一半。“成为家庭一员”的互惠项目标签令这些年轻学生难以维护自己的权利——作为家庭的一员，是否应该全天候工作、任劳任怨？